覆陈奉旨饬赴天津查办教案摺

曾国藩

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九日（1870年6月27日）自保定发，六月一日（6月29日）到京臣接准军机大臣密寄：“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（1870年6月23日）奉上谕：崇厚奏，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，现在设法弹压，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摺，等因。钦此。”

臣查各省打毁教堂之案，层见叠出，而殴毙领事洋官，则为从来未有之事。此次法国领事丰大业，以激犯众怒，群殴毙命，案情较为重大。外国於各省教案稍为轇輵者，往往挟制多端，如七年（1868年）扬州台湾之案，该国均派兵船前往；八年（1869年）贵州四川之案，亦带兵船沂江上驶。闻该公使回京之时，颇以携带兵船为得计。此次领事伤毙，该使尤为忿恚，其由香港上海等处调派兵船来津，乃意中之事。惟该使将调兵船，必先与总理衙门商论及之。如总理衙门多方劝阻，令其不调兵船，自为上策。如不能先事阻止，则臣等在津，亦必无能阻之势。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，准情酌理，持平结案。……

惟此案起衅之由，系因匪徒迷拐人口，牵涉教堂。咋据天津镇、道来牍，武兰珍所供之王三，业经弋获，必须讯取确供。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，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；挖眼剖心之说，是否凭空谣传，抑系确有证据，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。审虚则洋人理直，审实则洋人理曲。即使曲在洋人，而公牍亦须浑含出之。外国既毙多命，不肯更认理亏，使在彼有可转园之地，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。若其曲不在洋人，则津民为首滋事者，尤须严查究惩。推求所以激变之由，不能不从此两层，悉心研鞠。……

至传教习教之人伤毙若干，中国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者若干，皆须切实查明，严拿凶手，以惩煽乱之徒，弹压士民，以慰各国之意， 皆系目前要务。……

——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，卷72，叶31—32。